摘要：理性既是建构主体意识的核心要素，也是推动个体行动的内在动力。以皖中C县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行动为案例进行考察，构建包含生存理性、经济理性、社会理性的多元理性分析框架，旨在揭示农村青年主体理性从一元到多元的演进趋向及其在创业行动情境中的结构性张力。研究发现，农村青年在返乡创业行动的不同阶段呈现出差异化的价值取向：起步阶段以安全为价值取向，受生存理性支配；发展阶段以效用为价值取向，转为经济理性主导；稳定阶段以责任为价值取向，逐渐迈向社会理性。生存理性夯实行动基础，经济理性主导资源配置，社会理性引导关系建构，多元理性分别发挥基础保障、统筹协调和组织凝聚作用。在多元理性的协同驱动下，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行动能够有效赋能乡村振兴。

一、问题的提出

2019年，共青团中央印发的《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提出要“引导、支持、服务高校毕业生和外出务工青年返乡就业创业，培育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动能”^①。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②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指出要“鼓励和引导青年入乡发展和就业创业，加强农业农村科技领军人才、青年人才培养”^③;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④。截至2024年底，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近1300万人；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字有望突破1500万。^⑤青年返乡创业潮不仅为我国乡村振兴事业注入了蓬勃活力，也为城乡融合发展带来了更多机遇和挑战。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青年踊跃进城务工，到新时代农村青年主动离城返乡创业，两代农村青年在去向选择上的显著差异，昭示着这一群体的主体理性已出现结构性张力变化。由此引出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农村青年的主体理性究竟发生了怎样的结构性调整?农村青年的主体理性如何作用于返乡创业的具体情境?农村青年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之间又该如何实现互动调适?厘清以上问题，对于在返乡青年的个体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之间寻求更多关联可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者，是指出生于农村，年龄在18至35周岁，拥有城市学习、工作或生活经历，具备一定专业技能、文化知识、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愿意且有能力返回家乡创业，并主要选择从事“三农”相关工作的人员。目前，围绕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这一议题，学界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农村青年返乡创业的动力机制分析。学者们认为，农村青年一方面受到创业扶持政策、乡土文化认同和区域创业环境等外部因素驱动，另一方面也受到自身利益追求、家庭责任担当和个人价值实现等内在需求牵引，返乡创业是其基于个人发展、家庭期望与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综合权衡后的理性决策。⁽¹⁾二是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归纳。有研究指出，农村青年的返乡创业行动往往受到信贷融资、资源禀赋、文化环境和家庭资本等现实条件的制约，如果创业领域选择失当，则容易陷入脱嵌困境。⁽²⁾三是返乡创业的社会价值释义。学界普遍肯定其重要意义，认为返乡创业行动不仅可以赋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还能推动返乡创业主体在乡村建设中发挥“补位”功能，推动乡村精英实现有序更替，助力纾解农村人口空心化与农业发展后继无人等问题。⁽³⁾

上述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宝贵借鉴，但也存在一定局限。其一，相关研究多聚焦于返乡创业行动对农村青年家庭及其所在村镇的影响，对于返乡创业行动与农村青年主体性的关联性分析相对薄弱。其二，既有研究虽注意到农民主体性流变与城乡关系转型的内在关联，但所得成果多停留在静态的表征描摹层面，过程性分析有所欠缺。立足新的时代发展坐标，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社会转型两大社会现实相互交织，共同催生了农民城乡流动这一经验现象。尤其对于农村青年而言，返乡创业并非简单的市场经营行为，更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性行动。基于此，本研究锚定返乡创业的农村青年这一群体，将农村青年的主体理性置于返乡创业行动这一具体过程事件中加以考察，通过探究多元理性在其返乡创业行动中的作用机制，形成关于农村青年主体理性结构性张力的系统认识。在此基础上，厘清农村青年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实践的互动逻辑，助力实现农民个体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提升。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设计

理性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议题。围绕个体行动理性，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从不同维度展开探讨，发展出“农民理性”这一跨学科研究议题。基于中国本土田野的质性考察，本研究尝试突破农民理性的单一研究范式，通过构建多元理性分析框架解释农民个体行动。

(一)农民“理性”的认识跃迁：从一元到多元

所谓“理性”,是指人类超越动物所独有的一种认识和思维能力，个体唯有具备这种能力，才能够建立价值体系，形成对行动目的本身的认识，并调整达到目的的手段。就其完整意义而言，“行为中的理性是阐述行为的理由并依此行动的能力的实施”⁽⁴⁾。“理性”概念源于哲学范畴，后被引申至经济学领域。韦伯(Max Weber)将人的社会行动划分为“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并针对经济行动提炼出“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两个概念。⁽⁵⁾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二元划分引发了此后学界关于农民理性的广泛争论，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数“斯科特-波普金论题”,即“道义经济”(The Moral Economy)和“理性小农”(The Rational Peasant)之争。前一派学者认为，农民行动的基本原则是“生存伦理”和“安全第一”。比如，恰亚诺夫(Alexander Chayanov)指出，小农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截然不同的经济体系，小农家庭农场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家庭的日常消费，而非追求利润最大化；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发现，市场经济行动是嵌入社会体系之中的，将功利主义分析范式简单套用于考察农民理性并不恰当；波耶克(J. H. Boeke)同样观察到，当农民的生活水平提升至特定程度后，其劳动力供给曲线会出现显著转向，基于这一发现，他提出农民经济行动的根本出发点是满足生存需求，而非单纯追求经济利益。⁽⁶⁾后一派学者则主张，农民会像资本主义的从业者一样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投资最小化”。比如，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强调，农民在生产生活中所展现出的计划性和统筹性并不逊于资本主义企业家，他们也会计算成本、衡量收益与风险；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从中国农村市场的田野经验中发现，农民会根据市场的周期性波动灵活调整种植结构和销售策略，因此他反对将小农视为自给自足的被动生产者。⁽⁷⁾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试图调和上述分歧，可称其为“中庸理性派”,黄宗智、杜赞奇等便是其中的代表。⁽⁸⁾这些学者认为，道义经济和经济理性是农民行动逻辑中的不同侧面，两者并不矛盾。以下是对三派观点的梳理与总结(见表1)。

表1关于农民理性的立论分类
立论	代表学者	价值取向	适用情境/局限
生存理性派	斯科特、恰亚诺夫、波兰尼、波耶克	生存伦理；安全第一；互惠机制；维持和改善生存	适用情境较为单一、极端，研究假设理想化
经济理性派	波普金、舒尔茨、马林诺夫斯基、塔克斯、施坚雅	追求利益最大化；存在风险投资；参与市场活动
中庸理性派	黄宗智、杜赞奇	兼具生存理性与经济理性；生存理性与经济理性混合；理性交替主导	对理性界线的划分不明晰，所占权重难以量化，缺乏一定解释力

学界对农民理性的认知分野，根源在于西方传统学术研究中固有的二元对立思维范式。事实上，不论是“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倘若只停留在理论层面讨论农民行动逻辑，确实可以形成合乎理性的假设，但与现实经验往往存在一定距离。⁽⁹⁾随着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进程的加速，农民的生存发展环境愈发复杂多变。在此现实背景下，若对农民主体理性的分析仍拘泥于单一研究视角，不仅可能造成理论与经验的割裂，还可能在客观上遮蔽农民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能动性价值与创造性潜能，进而陷入对其污名化、刻板化的认知偏误。因此，亟待构建一个兼具包容性与解释力的理论分析框架，对转型过程中农民行动理性的实践表征及演化规律展开系统剖析，提炼出具有本土适配性的理论解释框架，从而为农民个体行动与乡村振兴战略实践的深度融合提供学理支撑。

(二)多元理性：一个分析框架

学界对于农民理性的多元化已开展了较多探索，如文军对于农民理性的阶段性划分、梁伟对农民理性扩张的经验性分析、张蕾等基于经济学“完全理性”的批判性反思所提出的“有限理性”概念等。⁽¹⁰⁾基于以往研究，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包含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等向度的多元理性分析框架，以此探究农村青年在返乡创业行动中的结构性张力。在这一框架内，各理性向度具有明确的定义边界。其中，生存理性以“安全”为行动取向，在返乡创业的起步阶段发挥保障性作用，聚焦个体的基本生存需求与企业的正常运营；经济理性以“效用”为行动取向，在返乡创业发展阶段发挥统筹性作用，旨在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和创业资本的积累与转化；社会理性以“责任”为行动取向，在返乡创业稳定阶段发挥组织性作用，力求在履行家计责任与服务地方社会之间达成平衡。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分别构成了分析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行动的不同侧面，这些不同向度的作用权重不一，共同存在于主体理性结构之中。多元理性在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行动中的作用序列，如表2所示。

表2多元理性在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行动中的作用序列
	起步阶段	发展阶段	稳定阶段
生存理性/安全	Ⅰ	Ⅱ	Ⅲ
经济理性/效用	Ⅱ	Ⅰ	Ⅱ
社会理性/责任	Ⅲ	Ⅲ	Ⅰ

注：罗马数字Ⅰ、Ⅱ、Ⅲ表示作用序列由高到低。

(三)田野介绍

C县地处皖中，常住人口83.1万人，城镇化率66.23%,是全国新晋的“制造强县”和“文旅新县”。2019年以来，C县大批外出务工青年陆续返乡就业创业，当地政府顺势成立“青年企业家协会”,积极引导返乡创业青年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型。在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行动的有力带动下，该县乡村产业逐步迈向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新阶段，推动各村镇治理机制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创新。选择C县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行动作为研究案例，主要基于三方面考量：一是田野环境的普遍性，该县以“农业为主、工业为辅、文旅融合”的产业结构与中西部多数县域高度相似；二是经验现象的典型性，该县农村青年返乡创业对县域经济发展产生的推动作用较为显著；三是研究案例的代表性，该县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行动呈现出鲜明的务实性、协同性、公益性特征，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互统一，贯穿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之中。

本研究主要采取参与式观察法，并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搜集资料。2024年10月至2025年6月，课题组分批次进入C县12个乡镇开展阶段性驻村调研工作。在驻点调研初期，组员首先以实习生身份进入返乡创业青年创办的企业和合作组织，定期参与企业的工作会议和生产经营项目，对其生产规模、成本利润、组织架构及管理模式等信息进行完整记录；其次，通过滚雪球抽样法联系到8位在当地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返乡创业青年，根据这些青年的受教育水平、家庭基本情况、创业心态变化等因素，筛选出3个具有代表性的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行动案例，并围绕案例确定24位访谈对象。其中，男性与女性访谈对象各占50%,年龄跨度从22周岁到35周岁(见表3)。此外，课题组还对C县政府的相关工作人员、镇村两级干部、返乡青年的家庭成员进行了补充访谈，力求从不同主体视角还原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行动的事件全貌。

表3受访者基本信息
编号	年龄(周岁)	创业领域/职业	编号	年龄(周岁)	创业领域/职业
F01	28	家庭农场、民宿	F13	29	学前教育
M02	32	农产品加工	F14	29	农场职工
M03	35	养猪场、仔猪繁育	M15	32	农机维修、租赁
M04	35	家庭农场、乡旅合作社	M16	35	口腔诊所
F05	32	美绘工	F17	26	养老护理
F06	24	短视频博主、民宿	M18	31	乡村艺术研学
F07	27	快递站点老板	F19	28	乡村非遗文创
M08	29	农家乐饭庄	M20	32	乡旅合作社员工
F09	26	自媒体博主、电商	F21	27	村企销售经理
M10	34	乡村工程队	M22	35	家禽养殖
M11	34	村企职业经理人	F23	24	现代家庭农场
F12	34	果蔬种植、水产养殖	M24	35	民宿餐饮

注：F为女性，M为男性。

三、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行动的理性嵌入情境

根据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行动的成长性特点，可将其划分为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和稳定阶段。不同阶段对应不同的情境，多元理性嵌入其中，依次发挥稳定保障、统筹协调和组织凝聚的作用。

(一)禀赋激活情境：结合地方产业基础规划生产经营

地方禀赋对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行动具有显著影响，禀赋强弱直接影响农村青年的返乡意愿和创业信心。完整扎实的产业基础不仅能够有效激发农村青年返乡创业的积极性，还有助于提高其创业成功率。⁽¹¹⁾实地调研结果显示，C县返乡创业项目中涉农型占比超70%,且呈现出适度规模化的种植经营特征。C县是全国闻名的优质草莓生产基地，草莓种植是该县的支柱产业。截至2025年，C县草莓种植面积达21万亩，涉及种植户8万余户，从业人员约18万人，总产量超过36万吨，全产业链总值约110亿元。⁽¹²⁾C县草莓产业的成熟发展，不仅为当地农民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和稳定的增收渠道，也为农村青年创业者在农产品销售、加工以及相关服务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案例1:2022年，受访者F01回到老家，将父母经营的草莓大棚改造为家庭艺术农场，由她负责线上推广接单，父母负责线下对接游客、提供服务。经过一年多的试运营，F01从城里辞职，全职投入自家农场的经营管理。2024年，在县文旅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她与某上市文旅公司达成合作，将农场打造为集民宿餐饮、农村文旅研学、乡村非遗体验等多元项目于一体的乡村消费新场域，该农场逐渐成为当地知名的乡村文旅品牌。

生存理性是创业决策的基础，在生产经营中发挥着稳定保障的作用。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行动普遍以稳定性为前提诉求，集中体现在个体生计保障和企业可持续运营两个维度。实地调研发现，C县农村青年在返乡创业初期普遍采用“由副转主”的过渡模式，即在继续保有城市工作以确保基本生活质量的同时，利用闲暇时间熟悉相关业务并将其初步发展为个人副业，待预期收益实现且趋于稳定后，再辞去城市工作、将创业项目作为主业全力发展。在这些青年创业者看来，脱离现有稳定就业基础的“裸辞创业”属于非理性决策，“多元化收入”与“渐进式上马”是规避创业风险的两道重要防线。正如返乡青年代表所言：“我们这边的果蔬种植比较成熟，物流体系完善，再加上县里给政策，投资不大我才敢尝试。在利润达到预期之前，我的工作重心一直在城里。”(M02)可见，在返乡创业初期，农村青年总是抱有对生计破产风险的现实顾虑，但地方产业基础的完善度与区域资源的丰裕度能够有效降低其创业风险，为其创业决策提供信心支撑。以农村青年F01为例，她决定返乡创业前开展了大量筹备工作：首先，对C县草莓产业进行长时段考察，结合区域禀赋对自家农场进行技术升级和市场化改造；其次，借助社会资本和政策资源，采取“适度规模种植+多业态混合经营+项目试运营”的组合策略，以此分散创业风险，保障经营规模有序扩大。“草莓大棚在我们县到处都有，大规模种植竞争大、风险高。只有走‘农产品+文旅开发’路线，既能避开同质化竞争，还能发挥我们年轻人的优势。C县不缺种草莓的人，缺的是把草莓价值做上去的人。”(F01)

(二)资本转化情境：依托亲缘关系网络联结生产要素

农村青年是推动家庭再生产的关键力量，其返乡创业行动承载着家庭成员的集体期待，因而成为家庭资本流向的重要节点。农村青年的家庭资本分配遵循着“恩往下流”的逻辑，具体体现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向下集中。不同类型的家庭资本结构形塑了差异化的创业组织形式，实地调研发现，C县农村青年返乡创业的组织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夫妻合力型，即丈夫主要承担企业管理和业务拓展等工作，妻子负责居家管账、家务劳动以及照顾老人与子女，特点是投资少、风险小、家庭分工明确，如快递站点、农村超市、早点铺子等；二是家长帮衬型，即父母出钱出力资助青年创业，并参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特点是经验性强、自主性较弱、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强，如家庭农场、水产养殖基地等；三是近亲合伙型，即家族成员共同加盟创业，按出资比例参与分红、经营和管理，特点是抗风险能力强、创业资源充足、融资渠道广泛，但经营管理效率较低、行动决策相对保守，如农产品加工厂、家庭纺织厂、电商公司等。

案例2:2018年，受访者M03回到老家兴建养猪场，在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后还有50万元的资金缺口。经父母出面担保，堂哥借给他20万元，两个姐姐各借出10万元，岳父借出10万元。在发小的帮助下，他将村里的闲置空地租下来经营养猪场。后来在姐夫的牵线担保下，以年终结算的方式暂时解决了饲料供应问题。

经济理性主导资源配置，在农村青年返乡创业发展阶段发挥着统筹协调的作用。家庭作为社会运行的基本单元，不仅具备情感支持、社会化培育等基础性功能，更扮演着社会资源调配的枢纽性角色。创业者借助人情往来所构建的互惠网络吸纳创业所需资源，并借助熟人信任机制与互惠伦理规范将信贷融资转化为人情账单，从而消弭资源整合过程中的多重阻碍。“亲戚之间张口借钱，既是经济账，也是人情账。借的不仅仅是钱，也是情分。”(M03)在“经济账也是人情账”的社会资本逻辑下，农村青年将人情资本转化成经济资本，作为创业资金的重要补充。在他们看来，相较于完全由市场理性主导的资本网络，基于亲缘关系建立的经济网络更具韧性与灵活性。

(三)价值共创情境：基于乡情共识构建企业合作联盟

农村青年返乡创业、工商资本下乡与村集体经济发展共同构成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多元互动格局，不同主体在这一场域内充分合作、共同创造价值。“‘乡情’是一种基于地域以及附着在经济、社会、文化纽带上的特殊情感，体现为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及在此基础上的回馈意愿和公共精神。”⁽¹³⁾在返乡创业过程中，农村青年以乡土情怀为价值基础建立企业合作联盟，通过与其他创业者的信息共享和资源互补来提升经济效益、履行社会责任。实地调研发现，C县农村青年共同的乡村成长背景和文化记忆对其创业行动具有形塑作用。当创业进入稳定阶段，农村青年会积极寻求对外合作。在此过程中，他们彼此之间会自发形成“致富不忘家乡”的情感共识，在“回馈桑梓”“建设故土”的社会责任意识驱动下，他们倾向于将企业经济效益与乡村社会公益相结合，注重多元价值的集体创造。

案例3:2017年，返乡创业青年M04回到家乡，创办了当地第一家现代农业综合性农场，首年便实现了盈利。次年，在乡镇政府的鼓励与帮助下，他与同乡的几位创业者共同成立了农村乡旅专业合作社，确立了以“助学、助村、助农”为目标的合作经营计划。在合作社的协同助力下，他所在的乡镇不仅提前完成了脱贫任务，还成功打造出全省闻名的文旅明星村和集体经济强村。

社会理性引导合作关系建构，并在农村青年返乡创业稳定阶段发挥着组织凝聚的作用。返乡创业者基于利益认同和价值共识所建立的合作联盟，其价值功能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借助熟人关系网络促进农业资源高效整合；二是通过建立标准化农产品销售体系带动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三是通过实行弹性雇佣机制盘活农村闲置劳动力资源；四是以集体发展利益为纽带重塑村社公共理性。此外，企业合作联盟的存在，不仅能够有效消弭农村青年创业者与村庄社会之间可能存在的信任裂隙，而且能在客观上帮助创业者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和内部交易成本，最大限度地避免创业者之间的同质化竞争。“我们几个是土生土长的C县伢子，如今各自生意上了轨道，就想回老家做点事。后来志同道合的同乡越来越多，县里鼓励我们注册了商会。这几年商会推了不少合作项目和公益活动，大家参与积极性很高。”(M04)

四、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行动的理性谱系重构

在返乡创业过程中，农村青年的主体理性逐步分化、重组，最终形成包含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等多元理性向度的主体结构，不同理性向度构成了观察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行动的不同侧面。

(一)生存理性筑基：观念革新推动生活政治进阶

生活政治是关于生活方式的一种政治学，总是在制度反射性的语境中运作。⁽¹⁴⁾在个体需求扩张和城市竞争压力的双重影响下，农村青年以往秉持的“经济优先”决策逻辑逐渐松动，生活观念、消费观念和劳动观念的演变推动其生活政治图景发生改变。步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农民的生活政治观念亦随之迈上新台阶。与第一代农民工“过日子”的朴素生活观念不同，新生代农村青年更向往“好日子”,他们对于生活政治的理解早已超越基础物质需要，朝着包括个人获得感、家庭幸福感和社会安全感的多元目标迈进。“以前上班下班两点一线，跟机器似的，回到家里还得接着加班，没一点个人时间。现在不一样了，我有更多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整个人都松快了。”(F05)个体化思潮和内卷化竞争导致农村青年生活观念的异化、割裂、消解和重构，返乡创业所带来的情感收益被放大，有效弥补了经济利益的缺口。 “其实回老家开民宿、做乡村UP主，对我来说才是人生的开始。现在民宿的营业收入，再加上拍视频的收益，养活自己不成问题，日子过得挺踏实的。”(F06)此外，在“为自己而活”“幸福主义”等个人价值导向观念的影响下，农村青年的个人发展逐渐突破生存理性的局限，进而追求以内心感受为核心价值的高质量生活。“以前在外面打拼，挣得是不少，但总惦记家里。回老家后，虽然收入降了点，但一下班就能见到父母和孩子，幸福感很强。”(F07)

随着生活境遇的改善和思想的解放，农村青年主体内蕴的多元理性逐渐达成一种动态平衡。他们不再被生存安全所困扰，也不再一味追逐经济利益，而是更加注重精神富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一转向源于两方面因素：一是城市的生活压力。高强度的机械劳作、快节奏的生活状态、漂泊无依的独居体验，以及城市竞争带来的心理压抑和身体疲惫，使得生活无意义成为他们的普遍感受。“以前在城里打工，熬夜加班是常有的事，在出租房和写字楼里待久了，总觉得憋屈。”(M08)二是网络亚文化的影响。近年来，互联网上兴起的“佛系文化”“躺平文化”“摆烂文化”在客观上促使青年重新思考个体的人生价值，延伸至青年群体的行动实践则表现为个体不再受绩优主义和功利思维束缚，更注重追求精神生活的丰盈、自由时间的掌握以及多元的人生体验。⁽¹⁵⁾返乡创业成为农村青年追求自我实现、重拾人生意义的重要路径。“自从在村里建起工作室，我不仅拍一些关于自己的乡村生活vlog, 还在网上帮助村民们卖农产品，这样的生活让我觉得有意义。”(F09)

(二)经济理性收敛：结构优化倒逼从业预期调整

当前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环境的结构性转型促使农村青年不断调整自身的发展路径。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村青年入城后往往从事低技术含量的体力型劳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知识经济的勃兴，青年们的择业观发生了显著改变，他们不再满足于固定工时和体力劳作，而是更倾向于选择灵活性强、自主性高的新兴职业，呈现出明确的兴趣导向。当农村青年日益增长的个性化从业需求在城市中难以得到满足时，他们开始选择回到乡村，将在城市习得的知识技能和行业经验投入乡村创业实践，进而拓展出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一开始我跟着亲戚在城里工地做小工，后来学会了水电安装、装修施工和电焊。后来觉得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创业当老板，就回老家组了工程队，主要干村里的自建房装修和一些外包小工程。”(M10)

农村青年返乡创业，既包括创办企业、以企业所有者身份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也涵盖通过技术、资源、资本入股等方式参与既有企业经营管理。相较于激进的独资型创业，后者既能帮助青年突破因创业资金不足而产生的“巧妇难为无米炊”困境，也能满足其降低创业风险、抢占农村市场的需求预期。这类农村青年多为返乡大学生，或拥有丰富管理经验、专业技能的返乡创业者，恰好适配资源丰富但缺乏精英人才的公司型村庄。“我跟村里签了协议，负责提升村企效益，村里按利润比例给我分红。这几年帮村里解决了农产品滞销，还办好了绿色有机认证。接下来我准备先做品牌建设，打算效益再提升一些后，再建一个农产品加工厂搞统购统销，村里也挺支持我的想法。”(M11)

(三)社会理性觉醒：家计流变呼唤责任伦理回归

随着入城农民以家庭为单位的日常生活在城乡之间展开，个体内蕴的责任伦理也逐步回归。流动农民的行动遵循其特有的城镇化逻辑，其家计策略也随着个体的城镇化迁移而持续发生流变。韦伯认为，责任伦理就是无条件地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即“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纪大小) ,真诚而全心地对后果感到责任，按照责任伦理行事”⁽¹⁶⁾。伴随我国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传统责任伦理也演化出了新的时代特征：农村青年越来越多地选择跳出传统大家族的责任伦理圈，将经营范畴缩小至以夫妻二人为核心的小家庭。而为了帮助小家庭应对城镇化中的诸多不确定性、保障家庭再生产目标的顺利实现，农村青年往往主动结束城市流动生活，返回家乡履行家庭责任。“眼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马上就到青春期了。他爷爷奶奶文化程度有限，教育观念也比较传统，跟现在的教育要求不太合拍。真让他们一直照顾孩子，我心里实在没底。”(F12)

家庭责任的交接既是农村青年脱离原有乡村生活轨迹的重要转折点，也是推动其结束流动、返乡创业的直接动因。责任伦理的回归，本质上体现了农村青年对家庭生活完整性与生活幸福感的主观追求。在农村家庭中，责任伦理具有鲜明的传承性和外延性，主要表现在“成家”和“立业”这两项重要的人生事件上。“爸妈一直盼我回老家，说让我赶紧成个家，踏踏实实过日子，他们总担心我在外面没人管。自己年纪也不小了，也想给他们一个交代。”(F13)未婚青年会因为“给父母一个交代”而选择返乡，已婚青年则通常是家庭责任使然。对其而言，赡养老人和教育子女是家计安排的首要命题，不仅关系到家庭的发展质量，还关乎个体声望和社会地位的积累。“有了小孩就不想出去折腾，拖家带口的也伸不开手脚。”(F14)从角色视角来看，已婚农村青年既是维护家庭社交网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上养老、下养小”的家庭“顶梁柱”。在家庭责任的驱动下，返乡创业是他们兼顾家庭和个人的最终选择。“看着父母身体越来越差，我心里实在放心不下，就想回家好好照顾他们。养儿防老不是空话，该是我尽责任的时候了。”(M15)

五、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多元路径

在多元理性驱动下，农村青年通过返乡创业整合生产要素、重构社会关系，从公共服务完善、内生发展激活、治理机制创新等方面，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强大动能。

(一)生存理性助力乡村公共服务完善

生存理性助力乡村公共服务完善，形成从基础供给到资源激活、再到提质增效的作用路径。在基础供给层面，返乡青年以“服务补充者”的身份填补公共服务缺口。比如，返乡大学生M16开办口腔诊所，凭借低成本运营和上门服务解决了村镇失能老人的牙病就医难题；返乡青年F17创建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通过提供上门助餐、助洁等服务，有效缓解了该村留守老人的照料压力。在资源激活层面，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能够有效推动乡村闲置资源的价值增值。比如，返乡青年M18将村内废弃校舍改造为艺术研学中心对外经营。在提质增效方面，创业发展需求倒逼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升级。随着创业规模的扩大，青年创业者对交通物流、网络通信等基础性服务的需求持续增长，通过建立“政府-村民-创业者”主体传导机制，推动供给主体加大在乡村公共服务领域的物力投入。比如，在返乡青年F19、M20、F21等人的带动下，开拓线上销售服务的地方企业越来越多，C县政府随即对辖区内的物流站点进行补充扩建，同时完善了县域交通设施与通信服务。不难发现，以安全需求为价值取向的理性判断，使农村青年返乡创业天然具备了“扎根乡村、依托乡村、服务乡村”的价值属性。生存理性作为农村青年返乡创业的基础行动逻辑，其本质是个体在资源约束与需求满足的动态平衡中所作出的兼具现实性与适应性的行为选择。

(二)经济理性引领乡村走向内生性发展

经济理性引领乡村内生性发展模式构建，形成从产业培育到资源转化、再到主体赋能的作用路径。在产业培育方面，农村青年优先选择与乡村本土资源禀赋适配、市场需求稳定且投入产出比合理的创业项目，推动乡村特色产业从潜在资源向现实收益转化。例如，返乡青年M22选择林下养鸡项目，通过打造生态养殖模式，成为本土餐饮品牌“老乡鸡”的供货商之一。在资源转化方面，农村青年采用市场化运作方式推动资源配置从低效分散转向高效集约，为乡村内生性发展提供效能支撑。例如，返乡青年F23、M24以土地流转、房屋租赁等方式将本村闲置资源进行整合，同时采取本地雇工、弹性工作制等策略盘活了村庄内部劳动力资源。在主体赋能层面，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过程中，通过“示范效应-能力传递”机制激发村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乡村经济建设培育本土发展主体。当前乡村社会发展面临的瓶颈之一便是土地、劳动力、闲置资产等资源要素的碎片化分布和低效利用，乡村内生性发展的核心要义正在于促进乡村资源要素与村庄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从现实角度来看，返乡创业是农村青年将市场逻辑与村庄资源、主体需求相结合的一种理性选择。经济理性作为农村青年返乡创业的核心行动逻辑，其本质在于通过成本收益核算、资源优化配置与市场机会捕捉，实现创业效益的多元化追求与可持续发展。在经济理性驱动下，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能够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本土资源为根基、以可持续盈利为目标，从源头上为乡村发展注入自主增长动力。

(三)社会理性推动乡村治理机制创新

社会理性推动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形成从主体激活到方式革新、再到效能优化的作用路径。在主体激活层面，社会理性驱动的返乡创业打破了乡村治理主体单一化局限。比如，返乡青年创业者们构建起包含村集体、小农户、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合作互助网络，并将其培育发展为乡村治理的新型组织载体，从而有效填补乡村治理的失灵与真空。在方式革新层面，返乡创业青年借助经济影响力在公共事务参与过程中形成发展型权威，推动现代契约精神与传统价值观念深度融合，塑造具有现代性价值的村社公共理性。比如，通过与村庄集体签订合同明晰双方的权责义务。在效能优化层面，农村青年返乡创业助力重塑村庄利益联结机制。比如，通过“工资收益+按股分红+要素租赁”与“就业带动+技能培训”等模式，将村民利益与乡村发展深度绑定，激发村民参与村庄发展的积极性与创造活力。从需求视角来看，乡村治理机制创新的目标在于构建以政府为主导、村民为主体、社会为助力的多元协同共治体系。社会理性作为农村青年返乡创业的重要行动逻辑，其本质是个体在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公共利益、借助社会关系网络推动集体价值共创的理性选择。在社会理性引导下，农村青年往往倾向于将返乡创业行动与乡村公益事业相结合，助力自身实现从乡村经济精英向治理精英的身份转换，推动乡村治理模式从一元主导向多元协同迈进。

六、结语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生存理性、经济理性、社会理性的多元理性分析框架，结合C县农村青年返乡创业的具体案例，对新生代农村青年的主体理性展开考察。研究发现，农村青年主体理性结构正经历显著的张力变化，即从单一经济理性主导迈向多元理性驱动的复合价值共栖。在返乡创业过程中，农村青年以往坚持的“生存优先”“利益至上”等观念逐渐淡化，转而形成包含生活政治、责任伦理、从业预期等多维价值目标的理性行动逻辑。从过程视角将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行动划分为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和稳定阶段，各个阶段存在不同的理性驱动情境及价值取向：生存理性构成决策基础，在起步阶段发挥基础保障作用；经济理性主导资源整合，在发展阶段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社会理性引导关系建构，在稳定阶段发挥组织凝聚作用。多元理性并非彼此割裂，而是相互嵌套、互为支撑，并动态交织于返乡创业行动的叙事过程之中，从而为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新生代农村青年的行动逻辑整体呈现出“经济理性收缩”与“非经济理性扩张”的平衡态势，这一变化的实质是对工业化时代背景下人类社会过度追求速度与效率的主动纠偏与自我调适。基于多元理性分析框架的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行动研究，既是对“经济活动脱嵌于社会秩序和文化结构”这一传统观点的批判性反思，也是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个体行动逻辑机械化阐释的再审视。本研究不仅能为个体自发抵御社会总体经济理性的过度扩张补充相关经验证据，也可为结构性制度设计提供一定理论参考。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¹⁷⁾这意味着，如何更好提升人民的生活幸福感与生命价值感，已经成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建设的努力方向。从现实发展来看，农村青年作为我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力量，其主体理性的多元演进趋向已不可逆转，其多元发展诉求亟待得到系统回应与制度保障。未来需立足这一客观实际，通过逐步优化政策供给，推动个体发展诉求与顶层设计目标有机统一、互促共进，引导农民群体将“小民幸福”的朴素愿景主动融入“大国崛起”的磅礴伟业之中，助力农民全面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双重目标的协同推进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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