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空间转型:理解新型产业化背景下城郊安置社区治理的分析视角

学界针对城乡过渡地带兼具混合空间形态的社区存在基于多元分析角度的不同概念,既有行政导向下的“村改居社区”“转型社区”等称谓,亦有“城乡接合部”“过渡型社区”等空间形态的描述性概念。对此,笔者基于田野调查的观察与思考认为,以“城郊安置社区”为分析工具更贴合实际,其意涵包含双重维度。一方面,“城郊安置社区”的概念使用有利于体现新型产业化导致的城郊地带大规模“征地—拆迁—安置”这一历时性空间变化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有利于彰显该类社区建设的意图,即为了给那些宅基地与自留地被征用、生产方式“非农化”的失地农民提供安身立命之所。然而,现实的情况则是,在此类标准化安置的新空间内,失地农民与产业移民形成“混合居住”格局。这看似实现了居民物理空间层面的“安居”,但两类群体在资本禀赋、生计模式及身份认同上的根本差异,导致空间安置与社会整合的系统性脱嵌,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乡之间的空间资源分配不均与发展差距。

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可知,学界围绕城郊安置社区治理问题展开了丰富论述,主要形成制度、生活以及文化等三方面较为典型的分析视角。一是基于制度视角,分析城郊安置社区因制度建设不完善而导致行政资源配置失衡与组织服务效能欠佳的双重困境^[2],并指出制度化治理规则的缺位也是引发安置社区返迁、返贫以及其他社会稳定风险的重要因素^[3]。二是从生活视角出发,揭示城郊安置社区受到乡村社会人口老龄化、空心化、个体化等现实困境的影响^[4],产生基于传统惯习的“潜意识”对抗和基于动迁创伤的“有意识”对抗等经济理性行为^[5]。三是基于文化视角,探讨城郊安置社区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与社会融入问题^[6],以及如何通过文化建设再造社区集体记忆,重塑社区组织秩序以及建构社区信任资本^[7]等问题。

概言之,在中国式现代化向纵深发展的战略窗口期,城郊安置社区作为“征地农民市民化”的制度实践载体与城乡要素跨域配置的空间治理单元,正经历着从传统村落向现代城市社区转型的治理“阵痛”。学界通过制度、生活与文化等多维研究视角的切入,持续深化我国城乡基层治理的理论谱系与实践范式。但既有研究视角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一,制度视角的研究偏重于行政主导模式,缺乏对城郊安置社区建设过程中产业资本力量深度嵌入地方空间的深入考察。其二,生活与文化视角的讨论囿于结构功能主义的静态分析框架,未能充分揭示城郊安置社区在空间重组过程中治理效能等制约因素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面对相关研究视角的缺憾,笔者在实地考察全国多地新型产业园区的基础上,引入“空间转型”分析视角,对新型产业化背景下城郊安置社区治理展开系统研究。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当代社会学思想观点、研究范式、方法准则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尤其是空间社会学以崭新的研究视野,掀起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以列斐伏尔、哈维与苏贾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空间学派,将空间性重新锚定于社会本体论层面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这对快速城市化的国家和地区之社会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譬如,列斐伏尔敏锐意识到城市社会的空间形态是特定社会结构所产生出来的,并明确提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之论断^[8]。本文所提出的“空间转型”概念特指社会实践中空间变迁及空间结构的重构过程,其本质是关注物质空间重组、社会关系重构与意义系统重建的共时性演进过程。因此,空间转型视角为分析社会现象提供了有力工具,它既能有机整合宏观社会变迁与微观社区变化,又能同时观照社区整体结构的演化与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从而实现更全面、系统的社会透视。基于此,本研究为弥补制度、生活与文化等结构论视角关于城郊安置社区的研究偏于经济转型问题之不足,着重从表现形式、治理困境与治理路径三方面建构分析框架(见图1),以期拓展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关于转型社会的解释维度,为“产城融合”战略目标下的高效能治理路径探索提供新的分析进路。

图1 新型产业化背景下城郊安置社区空间转型与治理路径的分析框架

二、新型产业化背景下城郊安置社区空间转型的表现形式

在新型产业化驱动的城郊空间重组进程中,原住村民“生于斯,长于斯”的传统乡村空间秩序被打破。这些地区的回迁农民从传统村落“洗脚上楼”至安置社区,他们将难以避免地受到新的居住空间不同维度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来自五湖四海的产业移民出于“成本最小化”的理性考量,往往选择租住在城郊安置社区,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安置社区人口结构的流动性、异质性和复杂性。基于此,考察城郊安置社区空间转型的表现形式,有助于从微观视角审视新型产业化所带来的空间巨变过程。

1. 居住空间重组:从“建房安置”到“货币化安置”

居住空间作为满足人类生活居住功能的自然地理载体^[9],其空间重组过程深刻反映着城乡关系转型的内在逻辑。在传统的城镇产业化进程中,“建房安置”的补偿模式曾长期主导着城郊地区的征地补偿实践,即政府通过集中建设回迁安置房,为失地农民提供实体住房保障。这种制度安排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其时空适配性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基于重大产业项目落地而产生的建设用地需求一般在时间要求上都比较紧迫,需要土地要素快速投入再生产领域;另一方面,安置房建设普遍存在工期延误、超期过渡等问题,导致大量失地农民被迫承受高昂的租房成本与居住不确定性压力。相较于“建房安置”存在的时间迟滞问题,“货币化安置”所采用的一次性兑付补偿资金的安置方式,不仅有助于缓解地方政府在产业投资与民生保障之间的时序矛盾,还可以为农户提供一定的居住选择自主权,对于拆迁农民而言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因为绝大多数失地农民过去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收入微薄,所以他们选择一次性“货币化安置”的补偿方式,不仅能够获得一笔金额可观的拆迁补偿款用以改善家庭生活条件,还可以尝试购买市区房产来满足多层次的居住需求。然而,这种空间再生产的市场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美国著名新马克思主义者、城市地理学家戴维·哈维关于“时空压缩”^[10]的一些论断,即资本通过货币化工具消弭空间生产的时滞效应,却加速了乡村聚落的空间解构与重组。

2. 公共空间离散:从“稳定型交往”到“临时型交往”

费孝通先生在关于乡土中国的论述中,揭示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空间特性———“从土地里长出来的、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11]。这一空间人类学视角为我们理解乡村公共空间演进提供了关键切入点。也就是说,在传统村落的空间拓扑结构中,以宗祠、庙宇、晒场、公共水井以及后来的村卫生所、村“两委”办公点等为核心节点的公共空间网络,通过物理空间邻近性与社会空间嵌入性的双重机制,构建起半径约3—5公里的“稳定交往圈”。这种空间配置使得村民的社会互动呈现出恒常性、规律性与可达性等特征。然而,随着城镇化发展中新型产业化的快速推进,土地整治与迁村腾地彻底打乱了村庄的传统空间布局,乡村公共空间逐渐呈现出萎缩态势,并导致乡村的社会交往逐渐从“稳定型交往”向“临时型交往”的离散化转变。例如,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的办公场所不仅是处理村民自治事务的办公空间,更承担着信息枢纽、文化传承、社群整合等多重公共服务空间功能。一般情况下,几乎没有本村村民不知道村委会的办公地点位于村庄何处。然而,一些农村地区在新型产业化引发大规模征地拆迁后,竟没有给原村委会留出办公用地,导致拆迁村的村委会大多选择去安置社区租赁若干间居民房或临街房用以暂时办公,以此保持原有建制,维持村委会、村党支部、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等村级组织继续运作,但是村“两委”所在地几乎完全失去了其在原有村庄公共空间的中心地位。在传统村落中,村“两委”办公场所多位于村口或村庄主干道上,与村民住宅空间毗邻相连,能够方便个人事务与公共事务在醒目的公共空间中完成,便于社会交往与信息传递。而拆迁村的村“两委”办公场所多位于安置社区的楼宇之中,由于“楼栋门-电梯-套房”于一体的特殊空间结构具有很强的封闭性,不利于各种村务信息在物理空间的传播,影响村务公开制度的落实。由此可见,随着农村社会治理场域出现的时空脱域、乡土脱嵌等新变化^[12],对于失地农民而言,村委会这一传统公共空间的中心作用正在弱化,其更重要的影响是因此导致失地农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受挫。

3. 生产空间流动:从“乡土依附”到“工厂嵌入”

在传统农耕文明语境下,“乡土依附”构成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基本生存样态。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物质空间载体,更是承载着社会关系网络与身份认同的文化符号。这种路径依赖特征使得农业生产呈现出布迪厄所言的“惯习”特质^[13],农民通过季节性劳作周期实现劳动时间的自主支配,形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生活惯习。然而,随着新型产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土地尤其是城郊农村地区土地的大规模流转,迫使部分失地农民的生产空间位置、生产模式等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们的职业身份也逐渐转变成为“工厂农民工”,并选择“以厂为家”的生计方式来改善家庭收入来源,提高生活水平。例如,笔者在中部地区某新型产业园的调研中了解到,随着新能源汽车工厂大规模入驻城郊乡镇,城郊农村地区的农业规模化经营常常遭遇因劳动力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等导致的用工困境。家庭农场大量年纪稍轻的工人在比照新能源汽车工厂的工资待遇、工作环境以及食宿条件之后,大都宁愿选择去新能源汽车工厂干“小时工”,也不愿意继续留在农场长期务农,甚至出现“有田无耕”的抛荒现象。对于“工厂农民工”而言,他们在原先的农业生产生活中主要是按照季节和农作物的生产周期自主地安排自己的生产空间和劳作时间。而且,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之后,广大农民也能够根据“农闲”和“农忙”有条不紊地自主安排农业生产时间和闲暇时间。然而,在现代化工厂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是以生产效率最大化为目的,并以此形成工厂特有的空间规训体系,工人们需要也必须遵循标准化的作息制度,否则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如扣工资、奖金乃至被辞退或开除)。因此,当工人戏谑自己是被“囚在工厂”时,实则是异化劳动的具象化表达,即他们的劳动产品、劳动过程被产业资本力量所裹挟。这种生产空间的流动看似给劳动者带来了货币收入的增长,但也使他们被裹挟进了新的依附关系之中。

三、新型产业化背景下城郊安置社区空间转型面临的治理困境

伴随着新型产业化的快速推进,物理空间的压缩式转型与治理秩序的异步性矛盾日益凸显。加之拆迁安置虽然促使居住空间实现城市化聚合,但居民的日常生活世界逐渐“形聚神散”,特别是外来租房的产业移民与安置居民“混居”后,社区生活共同体内部产生空间权利的分化与重构。因此,产业园区与安置社区之间并非能够实现天然和合般的有机融合,在具体实践中容易出现“产城碰撞”现象,并衍生一系列社区治理困境。

1. 产城空间错配引发产业园区与安置社区的功能性分离

以先进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型产业化是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创新的制高点,纷纷布局对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新型产业。回顾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历史,“产业”与“城镇”割裂与脱节的畸形格局始终对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产生极大的阻碍作用和消极影响。在本研究中,新型产业化背景下产业园区与安置社区的空间错位问题亦是如此,并引发产业功能与社会功能之间的系统性断裂。

一是产业园区与安置社区的空间隔离,导致产业发展与社区治理无法有效协同。

福柯曾提出“全景敞视主义”的概念,展现了工业主义“泰勒制”对于空间的规制与重组^[14]。换言之,大型工厂的全景敞视建筑在使用上具有“权力空间化”倾向,即“在空间中按照等级体系组织人员,确立权力的中心位置并触发监视功能的机制”^[14]。因此,在现代工厂中,实行“封闭化管理”是基于集中生产过程、提高生产效率、消除各种不利因素等需要的必备的空间措施。例如,笔者在某地新型产业园区的调研中发现,冠以“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智能制造”“新型显示”等称谓的“战新产业”公司,均实行严格的门禁管理,甚至属地政府工作人员也无法直接进入工厂开展助企招工服务,与此同时,安置社区中的各类惠民政策服务也难以有效辐射租住在安置社区里的产业工人。显然,如果新型产业园区建设侧重于遵循“成本洼地”原则,形成功能单一的生产飞地,那么传统规划范式中的功能主义分区理念就会割裂产城系统的有机联系。这种“产城分离”的发展模式虽短期内有利于提升地区经济发展指标,但无形之中也削弱了区域发展的社会活力,进而造成基层社区治理服务陷入有效动员不足的制度空转困境。

二是差异化的产业政策,导致产业规划与社区公共服务配置的空间失衡。

一般而言,在发展主义驱动下,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引进技术、资金密集型的新型产业。相反,一些在本地生长起来的家具厂、木材厂、煤气厂、印刷厂、玻璃厂等传统企业,属于“轻资产”投资的中小微企业,它们与动辄上百亿的“战新企业”相比,并没有给地方政府带来可观的财税收入。基于此,地方政府根据市场环境与发展趋势,对“新旧”二元产业结构中的不同企业实施了差异化的产业政策。一方面,属地政府采取包揽式的营商举措,积极为“战新企业”提供各类惠企政策;另一方面,通过收紧土地、环保、安全生产等政策法规,不断倒逼与压缩传统企业的生存空间。例如,笔者在对某地新能源“汽车城”建设的调研中发现,地方政府通过“腾笼换鸟”的方式挤压传统企业用地,将用地指标的优先使用权下放至汽车厂。其结果是,在“汽车城”建设中,“汽车”的产业属性不断被强化,而“城”的空间特性却被不断弱化。从镇区空间布局上看,该地新能源“汽车城”作为独立工业园区嵌入到镇区中央,规划面积竟然占镇区面积的近60%。这种“重产轻城”的发展理念,对于产城之间的联系及其总体结构的完整性形成了分隔作用,尽管产业园区集聚着大量的就业岗位,但由于缺乏教育、医疗与商业等社区配套的公共服务,职、住分离现象逐渐引发大规模通勤潮,出现了“白天产业高地,夜间一片空城”的奇异现象,既加剧交通拥堵,又削弱了社区居民生活的便利度。

2. 安置社区治理单元与社会网络空间的叠合度不足

当前,城乡社会网络结构的阶层分化特征主要体现为教育背景、消费模式、文化品味、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的多维区隔。而安置社区治理单元中的失地农民群体不仅需要适应城乡地理空间的物理转换,更面临着与外来产业移民重构社会关系的复杂挑战。其中,本地居民作为村落传统社会网络的承载者,保持着地缘纽带、业缘传承与乡俗惯例的高度同构性;而外来产业移民则以原子化状态存在,其在社区中基于租赁关系形成的交往模式难以在短期内建构空间认同。这种地域空间共存但社会空间叠合不足的现象,持续解构着社区邻里关系并加速个体化进程,最终导致治理主体参与效能衰减。

一是邻里关系弱化与共同体消解。

从空间社会学视角来看,邻里首先是一个地缘空间概念,邻里关系是个体之间因空间毗邻而形成的共同体^[15]。在传统村落中,邻里间阡陌相连、鸡犬相闻,遵循着共同的礼俗规则,互惠合作,守望相助。此时的邻里空间更像是构成了一种生活体系,形成了集体表象或共同意识,村民之间形成的“互惠”关系,不以直接的利益回报为出发点,而是基于人情往来与情感交流得以维系。而在安置社区,毫无“邻里”基础的外来产业移民与原住村民共同生活在同一空间中,社区共同体的“邻里”特性逐渐失去了社会基础,使个体间的“强联系”(如地缘、血缘等)转化为一种简单的“弱联系”(如租赁关系、点头之交等)。尤其是在城市中,人们一般依据交通便利度(是否靠近地铁站、公交站)、教育配套(是否靠近辖区知名幼儿园、小学、中学)、医疗资源(是否靠近三甲医院)、商业设施(是否靠近大型商圈、连锁超市)、休闲环境(是否靠近市政广场与公园)等居住条件,对住宅小区进行基于商品价值的等级划分。一些善于炒作的房地产开发商将政务板块、金融板块的社区称为“富人区”,对比之下,安置房、廉租房、回迁房等一类社区被污名化为“城中村”。显然,这种人为的邻里分割加剧了社区中社会空间的区隔,不仅影响社区居民凝聚力与内应力的形成,还可能外化为邻里之间的排斥力与冷漠力。

二是个体化趋势与情感联结异化。

大都市近郊地区受新型产业化的影响,通过整村推进式改造,将大量失地农民集中安置在回迁社区,产生了诸多空间冲突与矛盾。特别是一些下乡资本的逐利性、流动性与乡村社会的私人化、相对封闭性形成鲜明对比,乡村社会日益呈现出个体化趋势^[16],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一种由经济理性化驱动的“临时型关系”,若双方在交往之中无法获取对方的好处,这种关系就会随时戛然而止。譬如,伴随着市场化与现代性观念入户进村,村庄在长期社会交往中形成的邻里守望的互助方式逐渐发展为货币化的雇工活动,这彻底改变了合作方式的属性。此外,村社理性和个体理性还共同驱动乡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价值交换,乡村互助互惠的社会整合功能日渐弱化,如今的乡村人情关系逐渐由“情感型”转向“工具型”。总之,在城郊新型产业化背景下,个体与家庭、社区的关系日益松散,个体在面对更加复杂和不确定的社会环境时所表现出的责任感和义务感也在逐渐淡化。当前,我国城郊安置社区的情感嬗变主要体现为以往基于情感、地缘的社会认同向基于市场化利益原则的个体信任关系的转变,并形成“空间在场”与“社会缺场”并置的吊诡状态,这也是造成社区治理陷入集体行动困境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3. 乡土文化惯性与城市文明规范之间的结构性张力

在新型产业化快速推进背景下,城郊地区因其“亦城亦乡”的过渡性特征,成为都市文明与乡村文明激烈碰撞的典型场域^[17]。当“乡—城”空间变迁中的社会文化差异与“权力—资本”主导的空间生产逻辑相遇时,空间行动者基于生存理性的策略性权衡成为必然。这种结构性张力的持续累积,导致安置社区内“非正规空间”蔓延与网络越轨行为频发,使得治理场域的复杂性加剧,治理成本增加。

一是原住居民的“住改商”与非正规空间的生成。

人类学家斯科特认为,“当农民的生计方式受到压迫或者经济活动受到剥削时,农民会利用各种隐秘式的技巧,低姿态地进行反抗以减少公开抗争所带来的集体风险”^[18]。在新型产业化导致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空间骤然缩减的状况下,年龄偏大或劳动技能低下的农民既不能合理分享土地所产生的收益,又陷入失地又失业的双重“剥夺感”之中。相应地,他们预期的社会地位没有得到有效赋予,合法性权益也没有得到积极认可。于是,他们通过一种“弱者的武器”———“住改商”(将属于居住用途的房屋改作商业用途或办公用途的行为)来获取“征地拆迁”间隙中所释放的经济机会^[19],这成为征地拆迁后失地农民为排解“生存压力”而追求“生存理性”的重要策略。但与之同时,上述行为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外部性问题,衍生出非正规空间的权利冲突与治理矛盾。例如,产业园区的工厂虽然配建有员工宿舍,但只能优先解决成功办理正式入职手续的员工住宿问题,一些入职手续或材料不齐全的小时工、计件工不得不在厂外租房。而且,即使工厂宿舍能够满足员工的住宿需求,仍有一些工人为追求个人自由选择“离厂而居”。由此,安置社区在提供大量廉价出租屋的同时,亦为外来务工群体中存在的“临时夫妻”这种非传统家庭形态提供了客观条件。一些房东往往通过牺牲建筑布局与空间结构的安全性来换取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二是信息权力扁平化与网络空间越轨行为。

在受产业化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城郊安置社区,多数原住村民和外来人员都通过“缺场交往”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并衍生出与社区实践密切相关的网络权力。传统权力的来源是个体或群体组织的优势地位及其占有的资源,社区居委会干部就是地方政府权力下沉的特殊载体,通过社区网格化管理对社区成员进行信息监督。而网络媒介加快了信息流动与传播的速率,缩小了原社区权力主体因为位置和资源产生的绝对优势。社区成员可以利用网络工具组织策略性行动,形成传递经验,建构出广阔的互动关系网络^[20]。此外,在网络平台上,网络身份的匿名性常常让人们从地方空间中抽离出来,跨越时空重组新的社会关系。虽然当前网络监管法规体系日益成熟,网络不再是“法外之地”,但由于脱离了在场的地域、制度、文化等限制,一些普通网民还是容易被某些别有用心的网络幕后力量或网络公司所利用。例如,中部地区某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周边的安置社区中,出现以雇佣网络水军制造新闻事件或歪曲事实的方式操控舆论和诋毁委托方竞争对手的现象。这种“黑公关”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制造噱头性话题,造谣生事,博人眼球,引发大规模的网络围观,给政府、社会、企业和个人造成恶劣影响。

四、迈向“产城融合”:应对城郊安置社区空间转型的高效能治理路径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研究谋划中长期战略任务和战略布局,有针对性地部署对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具有牵引性的重大规划、重大改革、重大政策,在应对危机中掌握工作主动权、打好发展主动仗”,并创造性地提出了“高效能治理”的命题^[21]。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进一步强调,“要以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22]。在面对新质生产力赋能新型产业化纵深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城郊安置社区空间转型面临的治理低效化问题在本质上是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治理模式与新兴发展需求不匹配的重要体现。化解这一困境既是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现实要求,也是激活区域经济发展潜力、赋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因此,应对城郊安置社区空间转型,须始终秉持高效能治理理念,即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的轴心作用,以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环境相互耦合、不断优化的积极状态和更高水平的治理质量,将空间转型治理范式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创制。在此基础上,具体的治理路径则要在地理空间、社会空间与数字空间的复杂关联与整体联动中,准确把握不同地区新型产业化过程中历史与文化背景形塑的独特性,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频率互动的“产城融合”之路。这不仅是进一步缩减城乡差距的应然之举,也是实现治理效能高效协同的必然选择。

1. 通过地理空间整合推动产业布局与城镇规划的有机衔接,实现高质量发展

其一,坚持产业布局的地理空间合理性。

地理空间是“产城融合”的物质基础,这是因为人们一切社会活动都需要在既有的物质空间里展开。在新型产业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城郊地带,随着大规模土地整治与撤村并居,城乡地理空间发生剧烈重组,大量农民“洗脚上楼”至安置社区。这一过程虽然推动了村落空间从散落性向立体化、标准化的大规模转变,但也打破了长期以来农村人居环境中所自然形成的平衡结构。居民的空间权利表现为进入城市并获取平等的城市生活空间的权利。因此,在城郊新型产业化实践中,地理空间的产业布局与生产应当遵循乡土性的要求,尊重当地居民的心理期待和发展愿景,不能因为新型产业发展而破坏城郊农业型乡镇所蕴含的历史文化风韵,要尽可能地维系承载地方性公共精神的文化纽带。

其二,谨防产业园区“地产化”误区。

近年来,地方政府对产业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通过大规模征地拆迁,在产业园区附近布局潮流街区、精品商超、大型酒店、娱乐城等各类商业地产,基于资本逻辑吸引城建集团进行商业化融资和高额股份自持,制造“商业景观”来开展产业运营服务,这种现象具有强烈的产业园区“地产化”倾向。地产思维是所谓价高者得、快速周转的金融思维,这与深耕细作、精打细算的产业思维是相背离的。因此,产业园区内企业只有深耕地方化社会环境(社会基础),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生产和交易环境,才能在区域内部形成互相信任、和谐稳定的合作关系。

其三,坚持“产城融合”发展的环境正义原则。

实现“产城融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作为现代化的哲学基础。只有摒弃大拆大建式的城镇化发展方式,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宜居宜业”的原则,才能实现“产业—城镇”之间协调发展的规划蓝图。事实也证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先污染,后治理”的产业化道路,会付出更多的生态代价。“产城融合”的本质始终是惠及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环境正义,而非牺牲人民合理的利益诉求。唯此,才能通过地理空间整合推动产业布局与城镇规划的有机衔接,实现高质量发展。

2. 借助社会空间重构强化园区服务供给与社区治理需求的精准对接,创造高品质生活

社会空间本质上是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形态,是主体属性构成和主体行动重构形成的空间结构。在传统乡土社会中,邻里关系遵循着人情、面子与关系的交往原则,“稳定型”的交往模式也是中国熟人社会的本质特征^[23]。而在新型产业化驱动下,拆迁村民虽获得了货币化安置和抽签分房的补偿,但其居住空间和交往空间也发生了剧烈变动。大量产业移民的涌入亦带来了社区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面对新型产业化中的安置社区以及产业园区高密度性与高流动性的人口特质所产生的社区治理和服务的多元化需求,创造高品质生活的发展要求决定了“产城融合”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方面,针对产业园区生产空间的封闭性所形塑的“工业孤岛”效应,需要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高度结合起来,合理规划产业园区和生活居住区,让产业工人能够“走出工厂”而不是被“囚在工厂”。在现代工厂中,实行“封闭化管理”有其集中生产过程、提高生产效率、消除各种不利因素的合理性,但也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充分考虑大量外来产业工人的社会情感需要。真正合理而有效的产城空间融合应该是人本主义取向的空间融合。以人为本体现的是一种综合效益,使产业园区既满足资本需求又满足人民群众对空间权利的诉求。面对工业园中人口规模大、异质性高、流动性强的产业工人,如果不重视产业工人对工厂认同感、归属感的培育,园区员工离职率居高不下的问题就很难得到根本性解决^[24]。园区产业工人往往以中青年为主,背井离乡外出务工,在高强度和单一化的工作环境下,面对生存压力、婚恋情感、劳资纠纷乃至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迫切需要有效的心理疏导与人文关怀。而现实情况是,他们普遍缺少内生性的社会资本,也难以通过建立持久的社会交往关系来缓解工业生产中的身心困境。因此,在发展工业GDP的同时,应加强对产业工人的情感关怀,积极满足他们的人文需求,重视产业园区内公共文化空间的创设。

另一方面,针对安置社区由于居住人口结构的异质性所产生的“区而不社”问题,亟须加强议事协商在安置社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重塑居民的生活空间,扩容社区社会资本,增强社区包容性。失地农民进入安置社区面临新的产业发展政策和原村庄内的土地、房屋等资源的活化和再开发,在就业转型、土地流转、房屋腾退等方面需要与地方政府和开发主体进行较多的协商沟通。因此,将协商民主与矛盾纠纷调解机制有机嵌入安置社区治理的全过程和各环节,这既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畅通民意表达,调和干群间、政社间的紧张或疏离关系,又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强社区治理决策的透明度、公开性与科学性;既是物质基础上的社会权利共享的具体实现,也是“产城融合”中落实“以人民为中心”价值指归的逻辑必然。

3. 依托数字空间赋能促进原住居民与产业移民的交流共融,营造高频率互动

随着网络社会的日益崛起,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工具开展便捷的日常交往活动,由此形成的数字、网络空间成为人们传递信息、交流情感的新生活场域。新型产业化引发的空间变迁与重组打破了村庄原有的社会空间秩序,使社会关系网络逐渐从血缘性、地缘性的熟人关系转向业缘性的陌生关系。在城郊安置社区中,原住居民与租房于此的产业移民大多相互认识但不熟悉,这是一种“半熟人社会”或者是“无主体的熟人社会”的具体表现。但是,无论陌生关系在多么广阔的空间中展开,其本质依然是费孝通先生所论的熟悉关系的延伸。这是因为熟悉关系不仅是传统乡土社会积淀下的客观结构,也是文化传承和世代延续中人们心理底层的主观结构。基于此,应当明确认识数字、网络空间的现实性与实践性,进而转变以往静态、单向度的治理思维与规则,深度联动地方空间以及数字、网络空间中的多元治理主体与资源,推动形成多向度治理体系,促进安置社区原住居民与产业移民的交流共融,营造高频率互动。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力。

一方面,要盘活安置社区原住居民的内生性资源,驱动乡村社会既有社会资本实现积极转型,从而显著提升空间治理的效能与韧性。传统乡村社会资本往往高度依赖紧密的地缘、血缘纽带以及共享的习俗文化,形成相对稳定但可能封闭的共同体。然而,在快速城镇化和产业化的冲击下,尤其是在城郊安置社区这类“非城非乡”的过渡性空间中,原有的社会联结方式面临解构与重塑的挑战。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为重塑新的社区关系结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转型契机与赋能路径。数字技术通过建构社区虚拟公共空间,重构政府与社区、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促进社区主体间合作治理要素的激发和重组,形成数字技术赋能社区内生驱动型合作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基于数字技术和大数据的支撑,将“时空压缩”与“时空扩展”相统一,可以促进治理场景由“在场”合作治理转向“在场和不在场”双重耦合的新场景(如社区网络社群生态),可以使社区治理跨越基于血缘、地缘和文化聚合而形成的传统共同体观念,拓展主体合作边界,将更多治理要素整合进“新型共同体”,进而促进社区居民信息互通、情感联结、公共服务等社会需要的满足。

另一方面,要深度挖掘和整合新发展背景下城郊地带的区位辐射功能及其所蕴藏的丰富治理资源与独特优势,为城郊安置社区治理现代化注入强劲的人才新动能。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数字空间不仅是信息传递的渠道,更是一个汇聚人才、技术、知识、资本、组织模式和社会关系的新型治理场域。在乡村振兴、数字乡村建设、数字中国等国家战略的叠加赋能下,特别是新型产业化(如高端制造、数字经济、智慧农业等)在城郊地区的蓬勃发展,大量高质量、本地化的就业机会被创造出来,显著改变了所在地的经济生态和人才市场。这一系列的变革为农村青年精英的“退城入乡”提供了坚实支撑和广阔舞台。越来越多的优秀青年不再视大城市为唯一归宿,他们主动挣脱“人往高处走”的传统思维桎梏,怀着对故土的眷恋和对新机遇的敏锐洞察,选择返乡发展。他们积极利用自身的知识储备、开阔视野和数字技能,在家乡寻求既能实现个人价值又能服务桑梓的职业路径。这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向纵深推进的重要体现,更有效打破了基层依赖“关系”的社会格局,畅通了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渠道,发挥了显著的“鲶鱼效应”,从而激活并壮大了农村社会的根基。

结语

未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中国的对外开放将不断走深,以战略性新型产业为主导的产业园区会逐渐变成“世界工厂”,并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在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的引领下,城郊新型产业园区和各类新城区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产城融合”发展作为新型城镇化运行中所倡导的新模式和新理念,有助于驱动城镇更新和完善服务配套,为产业发展提供空间载体,达成产业和城镇之间的和谐发展,也有助于做强、做大产业,拉长产业链条,形成产业集群,为城镇发展提供基本保障。但是,还必须深刻认识到,安置社区空间转型不能过分倚重权力与资本逻辑,更要摒弃乌托邦式的“以城待产”的空间转型误区,推动形成“以产带城”“以业聚人”“产城共建”的稳健发展模式和城郊社区生态。基于此,推动城郊安置社区空间转型的秩序重构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高效能治理实践、加强文化建设在安置社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重塑居民生活空间、扩容社区社会资本、增强社会包容性的必然选择。唯此,才能使越来越多的产业园区或新城区既满足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要求,又满足人民群众对空间权利的合法化需求,促进“产城融合”高质量发展目标尽快实现,筑牢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