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终结是选择还是命运

——在“新形势下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高端论坛”上的发言 

李培林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雅丽整理）

各位同仁好！

我曾翻译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的著作《农民的终结》，我自己也写了《村落的终结》，这两本书实际上都触及到一个共同的议题，就是“农民的终结是选择还是命运”。当然这里说农民的终结并不是指农业的消失，而是指传统小农转变成现在农业劳动者和农民大规模减少的一个过程。

最近网络上热议的有两件事，让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一是，总理在今年两会答记者问的时候提到：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根据测算，这6亿人中农民大概约占5亿多人。其实直到2019年，我国80%以上的农民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这一基本国情对于学界来说，本来属于一般的常识。之所以在社会上引起了热议，我觉得是因为现在很多国人高估了中国农村的发展程度，特别是对那些农村了解不多，但是在互联网上活跃的年轻人来说，更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二是，学界对乡村合村并居拆迁的非议，特别是最近对山东合村并居的做法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批评。

其实近20年来，全国每天减少几十个村落的情况一直在持续，一些从事乡村工作的干部也感到很委屈，觉得他们是为了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却被指责为了政绩损害农民的利益。这两件网上热议的事情都涉及到我今天发言的题目，农民的终结是选择还是命运？在世界各国现代化的道路和从世界各国现代化道路发展趋势看，农民的终结或者说农民的大幅度的减少，似乎是一种铁律和命运，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这个过程在多数国家是静悄悄的革命，但也有些国家伴随着暴力和血腥，许多现在属于发达的国家和经济体，把劳动力总量中的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从30%降到3%以下，用了大约30年的时间。

现在农业从业者占全国从业人员的比重大概仍在26%左右，要达到5%以下，至少也还需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现在发展最大的软肋，是城乡发展之间的巨大差距。今年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之年，要迈向走向现代化的新征程。但是与现在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相比，一个很大的差距就是城乡之间仍然存在这么大的差别。

大家都知道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基本上已消除城乡生活质量的差距。城乡差别在统计上只是人口聚居程度的差别。乡村的居民也绝大多数并不从事农业，农民通常也不被视为穷人，当然他们往往被视为更加注重家庭、婚姻、宗教、农耕等传统价值的保守选民，所以很多国家所谓城市的标准就是一个简单的人口聚居。比如很多欧洲国家规定人口聚居2000人以上的就是城市，2000以下就是农村，但城乡之间实际上并没有生活方式的差别。

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绝大多数农民还没有摆脱相对贫穷和低收入的状况。2019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是16000多元，相当于月收入1300多元，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000多元，相当于月收入3500多元。换句话说，城镇居民的收入是农村是农民收入的2.64倍，当然这个倍数比十几年前三倍以上的差距现在已经缩小了，但差距的绝对额实际上增加了，而且农村自身发展的区域差距也很大。2019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9000多元，接近了3万元。而同年甘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1万元，两者之间的差距实际上还大于全国的城乡差距。

我国农业，现在是以全国约26%的劳动力只产出了约7%的GDP，然而分享的GDP蛋糕却很有限，这是农民难以普遍富裕起来的根本约束条件。农民难以普遍富裕起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国农民人多地少，每个农户平均耕地面积约0.5公顷，相当于欧洲农户平均耕地面积的1/60到1/80。单靠农耕收入微薄，在有限耕地面积上大量投入，尽管单位面积产出较高，但劳动生产率依然较低。黄宗智在研究中国小农经济时，曾把这种现象称为农业的内卷化，即单位面积的大量投入造成边际效应的递减。走出内卷化，并使农民富裕起来的一种常规道路，就是农业的规模化和机械化，从而大量地减少农民，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但从东南亚一些农地缺乏的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经验看，农业普遍像西方那样实行规模化经营也很难做到，当然这条路我们还要继续走，也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

我国目前已经约有1/3的耕地通过流转实现了规模化经营，也有近2.9亿农业劳动者转移到二三产业成为农民工。目前这条路受到了很多新的挑战，因为能够继续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其实已经很少了。现在农村80后及以后出生的青年人已经很少务农了，现在的农民可能是我国最后一代传统小农，务农的农民过早地出现老龄化，很难再转移成非农的劳动力。农民工的增加已经遇到了新的瓶颈，理论上依然存在着2亿多农村富余劳动力，实际上因为老龄化都不太可能成为工商产业的劳动后备军。我国作为农民大国和发展中国家，靠政府转移支付让农民富裕起来更不现实，农产品的价格也已经多数高于国际市场价格，靠政府补贴和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已经没有太大空间。

怎样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现代化面对的最大难题。在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大潮接近尾声以后，我觉得另一条可行的路也是缺地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就是农民更广泛的兼业，大规模的盘活农民的剩余劳动时间，这方面潜力很大。现在农业兼业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农民的剩余劳动时间大量增加了，所谓农民3个月种田、1个月过年、8个月赋闲，是对一些农村地方的写照。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发展农村电商，开展乡村休闲旅游和民宿，发展乡村养老等兼业经营活动，是盘活农民剩余劳动时间的办法。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承包地、宅基地方面，要赋予农民更大的财产权，盘活农村的闲置的资产。农村地权的三权分置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现在的进展还不是非常的理想。我曾经说在一些地方农村的“产业空、青年人空、住房空、干部空”的“四大皆空”，造成了一些乡村的凋敝和衰落。这种情况还没有根本改观。

乡村振兴是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也应该是农民的选择，应该给予农民更多的改变命运的选择权利和空间。而不是认为农民没有选择的理性，为农民安排命运。其实看农民的终结是选择还是命运也很简单。农民作为一种职业和生活方式，应该是自身选择的结果，而不是难以改变的命运，要看农民的生活是否真的大幅度的改善了。农村的生活是在选择中保持了千姿百态的田园，还是在安排的命运中成为了千篇一律的牌楼。

总之在我们走向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在十四五时期，我们要像重视国家安全、粮食安全那样，像守护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那样，高度重视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的问题。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