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研究要有新的问题意识

——在“新形势下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高端论坛”上的发言 

李友梅教授  上海大学 （管其平整理）

各位专家、老师及同学们

上午好！

大家知道，疫情已经进入了常态化，然而，新冠病毒带来的公共安全风险对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的不确定影响仍然在复杂变化。同时，我们还感受到，当前的公共安全风险正成为重组社会关系的一种力量，而且正在与社会认同碎片化以及应对策略的滞后等带来的社会风险复合叠加在一起，由此引发的复杂多变的新的不确定性，这使传统的确定性背景下形成的思维方式和治理逻辑受到了严峻挑战。如果我们看不清这种严峻挑战的实际构成，那么我们就无法从社会治理研究上做出真正的反应。可以说，在这样一个新老机制叠加交错复杂重组的背景下，我们无法从老的箱子里边找到新问题的解决方案。这次疫情的发生和变化远远超出了人类的认知。

今天我想与大家交流我近期的一个思考，所涉及的问题是：这次疫情下，中国的网络领域出现了民粹主义现象，并从新的角度和新的范围引发了网络群体的社会心态和社会认同的分化。对于这样的分化，我们原有的社会分层理论，包括其他的社会学理论是否能够做出贴切的解释？

我的交流发言主要涉及三个部分：第一个是社会关系秩序变化和认同分化，第二个是传统社会学理论解释机制的局限性，第三个是社会治理研究需要新的问题意识。鉴于时间有限，我就不立小表标题了。最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想再讲一个延伸的思考，是我们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必须与世界联系在一起的问题。

我们知道费老晚年讨论了一个从“生态秩序”到“心态秩序”的转向，我们今天面对的“心态秩序”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不仅是要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生态相处关系，而且还面对信息化社会浪潮的席卷、全球风险常态化带来的当代焦虑，以及新冠疫情下，中国与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心态相处应该如何来认知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都触及当今的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化，现在我以民粹主义思潮下的网络群体为例做些分析。进入21世纪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借助互联网持续发酵蔓延的新一轮民粹主义。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等背景下，民粹主义浪潮在世界许多地方借政治选举和社会运动之势，渗入国家内部政治，成为影响世界形势稳定和推进全球合作的负面阻力。在稳健的政治制度下，中国虽然没有出现西方的民粹主义倾向，但在这次疫情来袭的时候，中国的网络领域成为民粹主义最为集中的孳生地，而且出现了与自由主义合流的现象，并导致了网络群体的社会认同的分化。现实中，这种分化不是按照某个阶层来划分的，也不是阶层之间的，而是超越传统阶层的认同分化。但这种分化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传统阶层之间的认同分化消失了，而是与新的分化交错与叠加在一起。

可以说，面对上述这些现象，我们现有的社会学理论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挑战。比如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理论一般认为，经济基础、社会分工、职业分布等现实物质条件在潜移默化中形塑不同群体思想意识、身份认同的建构。通过分析财富多寡、利益关系等物质条件构成的社会阶层可以反向对社会群体构成及其行为方式、利益诉求、身份建构等进行了解。其推论机制有二：一是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自我利益考量，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提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收入越高，获得感就更强，他们没有反对既有体制和制度的积极性，因此,他们的民粹主义意识较弱；二是基于认知程度，持有这样观点的学者认为，尊重科学、认同全球化、反民粹、批判性思维，都是由教育系统传递给人们的重要价值观，因而社会经济地位高的民众往往受教育水平较高，他们的民粹主义倾向往往较弱。基于这两种推论机制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社会经济地位高和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不太容易产生民粹主义意识，或者说，学历和收入低的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比较容易产生民粹主义意识。可是在这次疫情中，中国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并没有出现民粹主义的爆发现象。相反，中国社会中间阶层和青年群体却更容易形成民粹主义思想。显然，社会学社会分层的一般解释机制对于这些现象难以做出有效的预测，或者说，原来的社会分层理论所预测的社会阶层分类方式以及风险的分类方式碰到了挑战。

在我看来，这一挑战主要来自于社会分层理论的一般解释机制，因为这一解释机制只注重了经济因素的影响，没有考虑到社会和文化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而社会和文化等其他因素因素实际上有重要作用。比如，这次疫情中，中国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除了享受国家“托底”的社会保障制度（如新冠免费检测，免费治疗），而且我国民众大多都存款的习惯，这是中国人祖祖辈辈用来安稳生活的一种习惯，因此没有形成美国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一种焦虑。从另一原因看，社会分层理论的解释机制对主观变量关注不够。在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微信群里出现了围绕一些公共问题的争论，这其中就有与民粹相关话题。由此我们发现，即便在同一阶层内也发生了分化，而这种分化涉及价值、立场、态度上的认同分化。比如围绕诸如“方方日记”的争论，原有的网络群体往往会因为显露出来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等主观因素的不同而出现了认同分裂，或者说，显露出来的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成为了新的群体认同的基础。从更深一层看，原有的网络群体背后实际上联系着不同的价值、立场和心态，这些联系的存在,表明网络群体本身潜在着一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问题，在一定条件下，这个问题有可能产生对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的不利影响。那么，这种社会关系秩序问题是否属于社会治理的范围，这是值得社会治理研究者思考的问题。尤其是目前我们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有很多的主观的和“软”的指标越来越重要，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硬件指标的研究方面。

我要讲的第三个部分，是社会治理研究要有新的问题意识。前面我的分析已经把这个问题凸显出来了，其实我们看到的问题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新的情境。这意味着社会治理还有很多空白点，需要社会治理研究者具有全面观察问题的意识新的思维，这样可以促进自己不断修正认知上的偏差。在上周上海社会学会组织的研讨会上，何雪松教授呼吁我们社会学要思考如何面对疫情期间出现的极端社会状态，赵鼎新教授提到灾害社会学的发展机遇。我觉得当前我们社会学研究者有了一些新的自觉，进一步地说，在疫情常态化情况下社会治理和社会治理研究需要有基于新的担当的新的问题意识。

总之，我们要关注人们在社会生活当中的心态的共处，社会安全感，社会思想的关怀，社会共识的重建以及财富分配逻辑与风险分配逻辑互动机制等等。我希望这些问题都能进入到我们社会治理研究的视野里面来。今天，网络空间的社会关系与实体空间的社会关系，它们不仅有基础和秩序上的不同，而且在运行方式上也有很大不同。然而，现实当中处于这些社会关系中的人们通常是有联系的，他们在社会心态和思想意识上往往是相互影响的。

虽然这些社会关系现在在网络上是不同的，但是它们在实体空间里面都是很有联系的。不同群体虽然在网络上尽管观点上非常冲突，可是到了实体社会中，人们还是跟往常一样有交流，而且在交流中还是考虑面子的。这些现象里充满着社会心态的复杂性，由此引起的诸如人际相处的信任问题都是要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党的十九大提出了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这是中央对今天中国社会生活变化的深刻洞察基础上提出的要求。如何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以及刚才我们讨论的上述问题都应该成为社会治理和社会治理研究的重要议题。

还有一些时间，我来讲一下从以上的讨论延伸出来的一个思考。一方面我们需要一种更大的视野和更广的关怀，来超越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寻求超越冲突、适合多元文明文化共存共荣的相处之道。随着中国不断向世界开放，如何与西方社会相处就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从社会学的研究路径来看，西方比较注重实证主义、剖析/分析路径，而中国社会学比较注重在文化根基上的整体主义、综合路径。如何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这不仅对于学术研究而且对于我们理解多元文化相处会有更多启发。另一方面，当前世界也在重新认识中国，最近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关于重新认知中国的文章，包括欧盟美国在内。而我们对自我的认知是否到了可以回应世界需求的程度，我们自己可能还不是很清楚。目前我们也正在对中国社会学知识生产的实践做一些梳理，从前辈们的知识生产路径中得到一些启发，但我们也深刻意识到，面对全球风险不确定性变得常态化的世界，我们原有的想象力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丰富和发展，就很难对未来世界面临的新问题做出准确预测，要在这样的世界中保持定力，这就需要我们不断跳出传统思维框架，以更具创新思维的想象力来调适判断力、提升转化挑战的能力。

最后我想借用法国人类学家费雷德里克·凯克的一段话，“我们既没有足以对抗疫情的硬件装备，也没有理解当下发生的事情的视野。”这段话提醒我们在自然界和人类知识面前要保持敬畏之心、谦卑之心，随时了解世界社会中变化着的情况，时刻注意自己要对原有理论适用范围进行检视和反思，不断提升与时俱进、具体分析问题的能力。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的发言就到这儿，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